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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柱国际密集型佛学培训班课程报告
朱品岩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艺术史博士候选人
2020年8月30日
2020年8月上旬，时值北美新冠疫情，原计划在McMaster 大学举办的佛学培训班转入线上，顺利开展。至此百年未遇之变局，有幸与诸位师长和同学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领略佛教文本与图像的魅力，研习了中古和近现代的佛教历史。在四门密集课程里，我们讨论了历史上中国佛教徒的政治与经济参与、早期印度僧团对僧尼道德伦理的思考、近现代中国佛教机构对社会群体的关怀、以及中古石窟壁画与建筑中所体现的中亚佛教徒的修行与宗教愿景。四场讲座关注了敦煌文书对传统佛教传播史的挑战、经典文献所不能体现的观音与地藏信仰、日本中世国家政权与佛教的联结、以及佛教哲学对正念的理解。学生报告中，我们不仅关注了佛教义理，也探讨了它与诗歌、性别、死亡、权力的关系。这在我看来，些论题虽各有侧重，其研究方法却都传达了对人的关怀，这既是人文学科的核心，也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研究在当下社会变革中的意义。
陈金华教授，图片来自Carol Lee。
陈金华教授（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课程展示了他基于“场域 (field)”理论的历史研究与个案探讨。运用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和Herbert Marshall McLuhan 的媒介理论，陈教授阐述了佛教历史上“场域”的运作，即场域以其繁杂的资源吸引历史人物的参与，后者需遵循其运行规则以获取身份认同，从而与其他群体成员交换资本（资源）；随着这场域的扩张与多样化，某一方的利益或许会不受限制地扩张，最终造成整个系统的坍塌。陈教授提议这一理论可以用来研究被传统史书批判的一些个体，如“异僧”惠范（?–713），也可以应用于研究石窟寺的营建与运作，更可以为唐帝国的兴替提出新的研究角度。尔后，陈教授以数个历史研究个案，详细阐述了这一场域理论的运作机制。这些个案包括血缘关系对中古佛教以及唐代僧团的意义、安史之乱前寺院在世俗教育体系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浙江新昌大佛神圣性的形成、以及无尽藏、“无遮法会”这些依托于佛教机构的中古时期银行网络与商业经济体系。最后，陈教授通过分析《续高僧传》对慧和禅师的错误指认，反思了历史学者所面临的挑战与所担任的重责。
Shayne Clarke 教授，图片来自Carol Lee。
Shayne Clarke 教授（McMaster University）用七堂课的时间，介绍了部派佛教现存的律文，并带领学生阅读了律文的四类章节（经分别Vibhaṅgas，事·犍度部Vastus，杂事Kṣudrakavastu，Uttaragrantha ）中的代表性的片段。 Clarke 教授将这些律文理解成早期的法律条文，可供今天的学者探析早期印度的社会史，如社会道德标准，僧团内部对犯罪的界定、性别观念、以及对性的约束等等。课堂也涵盖了戒本/戒经Prātimokṣas与经分别Vibhangas的对比。作为两类文本，经分别对戒律的成因、背景、定义有详细的分析，而戒本/戒经则是用于吟诵的实用文本，因而省略了戒条的历史成因，也不包括对每条规则的细分规定。此外，本次课程还探讨了僧尼戒律的对比、律文在东亚的接受史、以及律文中对宗教多样性的承认与尊重。这些精彩的律文片段和论题为进一步理解早期印度社会提供了方向与指引。
汲喆教授，图片来自Carol Lee。
汲喆教授（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的课程分析了佛教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段历史始自清末，延续直至今日。 1898年的“新学”教育改革使儒教失去其机构层面的优势地位，同时佛、道二教通过“庙产兴学”保存了宗教资产，其中佛教以基督教机构为参考，建立了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宗教机构体系，通过立法实现宗教资产独立，并且确保新的宗教机构有中央职权机构可以管理基层寺庙。在佛教话语层面，太虚（1890–1947）所提出的“人间佛教”将这一宗教与社会改良相结合。这些改革使得佛教从现代化国家的开端便获得了政权的认可。在1949年以后，佛教也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环境。自1993年始，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主张之下，佛教场所和物质遗产迅速成为发展旅游业和地方经济的热点，并且佛教机构也参与到国际外交关系的发展之中。在讲述这些大历史的同时，汲教授也关注到其中的个人，探讨了民国时期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居士团体的运作，以及他们为现代佛学的诞生所做出的贡献。
Monika Zin 教授，图片来自Carol Lee。
Monika Zin 教授（Leipzig University）关注了龟孜地区的佛教艺术，带领我们仔细观察了这一地区石窟寺壁画中表现的神祗、圣山、以及释迦摩尼的生平、传法、涅槃、和前世本生故事。从这些图像中，Zin 教授分析了龟孜地区独特的图像传统和当地口述文学的关系，并探讨了源于中亚的图像范式在东亚的影响。例如在印度地区，双手托举日月的神像代表印度教的毗湿奴Viṣṇu和湿婆Shiva，高度类似的图像也出现在龟孜、以及龟孜以东的敦煌、大足、甚至日本，然而在后者的文化环境里，这一图像代表的却是阿修罗Asura，Zin教授认为龟孜是这一转变的源头。又例如对印度神话中那伽Naga的表现，不同于印度图像，龟孜克孜尔第179窟壁画中的那伽身后不仅有数个蛇头，更有一个象头和一束花朵，Zin 教授认为这是因为“naga” 也可以指大象，同时也是另一个词“nagapuspa”的开头，即弥勒下生时所坐的花树。此处的画家利用这一词语的双重含义，对既有的图像进行了创新。此外，关于石窟寺结构如何影响观众对壁画的认知，Zin 教授引用了她的博士生Fang Wang的研究，举了一个动人的例子。在克孜尔163窟后壁的涅槃图的两侧，分别画着魔罗Māra和释迦摩尼在吠舍离Vaiśālī立下决心将进入涅槃的场景。在吠舍离，魔罗三次来到释迦摩尼面前，要求他兑现在菩提树下顿悟时所立下的誓言。那时，佛陀承诺，在佛法得以传播、僧团得以建立以前，他不会进入涅槃。 “现在是时候了。”魔罗说。前两次，释迦摩尼将此事告诉了弟子阿难，期待得到他的挽留，而阿难却没有说话。第三次的时候，阿难终于请求他不要离开，然而此时释迦摩尼已经答应魔罗他将进入涅槃。我想这样的壁画组合对龟孜的佛教信徒而言，必然是震撼的。当他们在洞窟内绕行，首先看到魔罗——佛教来自外部的敌人——然后目证佛陀的涅槃，最后面对吠舍离的场景，他们或许会意识到自身的弱处也是佛教内部的敌人。谁又知道，这样的视觉体验是否曾唤起或坚定了一些信徒的使命感，鼓励他们肩负起传承佛法的责任？
Amanda Goodman 教授、于君方教授、Mikael Bauer教授、Robert Sharf教授，图片来自Carol Lee。
在这一系列的课程之外，我们也有幸聆听了另四位教授的演讲。 Amanda Goodman 教授 （University of Toronto）讨论了敦煌文书中记载密教仪礼的手稿，并论证禅宗观想与密宗修法中的观想的联结或许源于9至10世纪的敦煌。于君方教授（Columbia University）的讲座聚焦于地藏与观音信仰的结合，这二者的配对虽然不见于佛教经典，但是却流行于中古中国的造像、灵异小说、祝祷词、供养铭文、和仪礼文书中，于教授认为这一现象始于初唐，盛于10世纪之后，彼时信众通过礼拜观音以获得现世的救赎，并为了身后的福报而供养地藏。 Mikael Bauer 教授（McGill University）解释了“国家佛教“的理论框架为何适用于研究日本佛教历史。他以兴福寺的历史以及维摩会的设置为例，讲述了国家政权与佛教宗派传统的相互影响。 Robert H. Sharf 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探讨当代哲学如何理解“正念mindfulness”。他论证了“纯粹意识bare awareness” 这一源自缅甸殖民时期的论点自相矛盾之处，并列举了几种早期佛教对意识的实质的理解。
39位学生也为这一学习过程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我们在每一堂课中提问、讨论、交流想法，也在五场学生报告中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的课题虽然都与佛教相关，但是研究方法不尽相同、关注的材料也天南海北。彼此学习的过程好像是在一幅看不见边际的拼图里，填上了一块块部件，对拼图的面貌又多了一点认知。虽然不能亲身见到各位，但是在各自的凌晨、午后、与深夜，有幸我们可以共度一同学习的时光。最后，感谢 Vicky Baker和Carol Lee的敬业，她们娴熟的组织能力和对网络授课软件的精通确保了此次课程的顺利进行。
结业典礼截图，图片来自Carol Lee。